黄龙真人的渊源包括三个大的组成部分：
         （1）以“雪宝顶”为核心的“神山-山神”崇拜；（2）龙神崇拜；（3）英雄崇拜。

        1、以“雪宝顶”为核心的“神山-山神”崇拜
        首先将黄龙真人的渊源归于自然崇拜的是朱越利先生，他曾认为“黄龙真人的前身是单纯的自然神，是黄龙风景区自然景观的神化”，又说“10余里长的乳黄色的碳酸钙山谷和溪流受到崇拜，被抽象为山神或水神，这是第一阶段”。这一看法，从宗教演变的原则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认为这一“自然神”就是“10余里长的乳黄色的碳酸钙山谷和溪流”的神化，是由此抽象出的“山神或水神”，则是不准确的，带有相当浓厚的当代意识，夸大了黄龙沟钙华堆积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所谓“自然神”是自然崇拜的结果，根源于先民生产力的低下。对于同自身生存与生活紧密相关而又不在掌握中的自然因素或者自然力量，先民往往抱有一种依赖感恩或者畏惧慑服的心理，由此形成对各种自然物的崇拜。因而，自然崇拜是以先民自身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为基本参照的，是充满功利性的，被崇拜物的受崇拜程度是同其在先民生存与生活中的重要程度相关联的。黄龙沟的地表钙华堆积固然是神奇的，但同当地民众的生存与生活没有直接关联，而它的被重视，恰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景观）而不是崇拜对象出现的。因此，作为“黄龙真人”前身的真正崇拜对象不是黄龙沟的地表钙华滩流，而是黄龙沟所在的这片山水，是黄龙沟南侧的岷山主峰雪宝顶。
        正如前文所说，“雪宝顶”作为松潘地区的最高峰，承载了此地民众的最高敬畏与祈愿，成为松潘地区各族民众相互认同的标志；正是在围绕雪宝顶的崇拜活动中，“黄龙沟”这一神奇的沟谷被发现，并逐渐成为人们有关“雪宝顶”的宗教活动的集中场所，成为多民族多宗教共处与融合的集中场所，“黄龙沟”之作为宗教圣地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成的。这样，“雪宝顶-黄龙沟”就成为松潘汉藏羌各民族各取所需的共同圣地，成为多民族宗教文化共处与融合的摇篮，成为各族民众心向往之的朝圣所在。因此，尽管“雪宝顶”崇拜已经隐退于黄龙沟宗教文化的背后，但以“雪宝顶-黄龙沟”为中心的“神山-山神”崇拜却是黄龙沟宗教文化的基础层面，是黄龙真人神格形象的底层渊源。

        2、龙神崇拜
        如上所言，从自然崇拜的角度，“黄龙真人”并不是渊源于黄龙沟的钙华滩流，因而，将“黄龙”形象的生成归之于此，认为是将钙华滩流“与艺术化的动物神——龙联想在一起，想象为黄龙加以崇拜”，也就同样是不合理的。这首先是夸大了黄龙沟地表钙华堆积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我们今天或者更早一些时候，黄龙景区最为吸引人的就是那10余里长的地表钙华堆积，并将其想象为一条蜿蜒腾飞的黄色巨龙，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已经存在“黄龙”或者“黄龙真人”这一背景之下的产物，也就是说，属于我们前面所说的黄龙真人历史演变中的树冠部分而不是根源。
        实际上，“龙”的形象的生成不仅是“黄龙真人”形象生成的关键环节，“龙神崇拜”本身就是“黄龙真人”形象的渊源之一。之所以会把黄龙沟的钙华滩流误认为是“龙”形象的渊源，很大程度上是忽略了“龙”的观念的历史变迁。在今天的一般观念中，“龙”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艺术化”的想象产物，于是黄龙沟的钙华景观被想象为一条巨龙，但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龙”是一种实存而有灵性的神物，是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相关联的神物。“龙”很早就成为了古人崇拜的对象，并进入到国家祀典之中。东汉许慎对“龙”的解释就是依照这样的思路：“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各地也往往立有“龙神祠”或者“龙王庙”，地方官员每年春秋都有依礼祭祀的责任。民国《松潘县志》所附“典礼”（祀典）中就有“龙神祠”一条：“龙神祠。岁春秋诹吉致祭。”其祭品使用“帛一，羊豕各一，果蔬五盘，尊一，爵三”，有羊、猪各一头，是很隆重了。而祝文中也有“维神德洋寰海，泽润苍生。允襄水土之平，经流顺轨；广济泉源之用，膏雨及时”的文句，正是在彰显“龙”所具有的调济风雨水土、润泽苍生的功能，这些功能都是同民众的生存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因此，在松潘当地人认为黄龙沟有“龙”而加以崇拜并因此将今天的黄龙景区所在地（黄龙沟）命名为“藏龙山”的时候，这“龙”和“10余里长的乳黄色的碳酸钙山谷和溪流”是全然不同的两个存在。诚然，我们不能否认黄龙沟的钙华奇景会在宗教崇拜的生成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想象”所能勾连起来的。
        关于黄龙沟“神龙”的来源，最值得关注的是“黄龙洞”。今天，黄龙洞已经退居黄龙沟景观系列的次要位置，但在“黄龙真人”生成的过程中却是极其关键的，是“黄龙”观念最初的真正触发点。考察古代民间关于“龙”的传说便会发现，这些传说中的“龙”总是和两种因素联系在一起，一是山洞，一是深水（如江河湖海乃至水井），黄龙沟这两个因素都具备。洞就是黄龙洞，幽深神秘，有深不可测的暗河湍流，故有“洞底应有龙潜渊”的猜想，一个“渊”字正道出神龙的渊源；此外，深水还有距此二十里三舍驿（今黄龙乡）的“龙潭”，“在司城东九十里，渊深莫测，四时澄清”，这显然也是一个附会有“龙”的地方。因此，涵容了圣水与水神崇拜的“龙神崇拜”在黄龙沟的宗教崇拜史上应当是确实存在的，并直接成为了黄龙真人的渊源之一。作为今天“禹王庙”前身的“龙王庙”的曾经存在就是一个证明，“龙王庙”“龙王”和“藏族观音”“鲁班”的共存则显示了这里龙王或者龙神崇拜的多民族特征。
        从结果来看，“龙神崇拜”在“黄龙真人”多元并立、涵容互渗的渊源格局中显然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并逐渐突显为“黄龙真人”神格形象的直接来由。究其缘由，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龙神与山神掌管水旱丰歉的职能非常相似，这使得龙神逐渐取代山神不会造成宗教崇拜需要的失落；其二，“龙”崇拜或者“龙”形象广泛流行，为松潘地区各民族所接受；其三，汉民族在松潘地区的主导地位，使得汉民族所盛行的龙崇拜也相应突出，成为“黄龙真人”各种渊源融合生成的中心点。

        3、英雄崇拜
        所谓“英雄”就是那些为当地民众的生存与生活作出历史性贡献的人物。在宗教崇拜的意义上，这种历史英雄往往是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和神山或者山神一样，具有族群的认同意义。对于古代社会而言，生活是严酷而现实的，生存处境的艰难使得那些能够并确实改善了这种处境的人，成为有大功绩的人，成为人们始终牢记、年年纪念的人，有些最终就“演变”为信仰与崇拜的对象。中国上古历史中“三皇五帝”之类的人物大多属于这种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本体或者原型都是那些在历史进程中为族群乃至人类的生存与生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如“钻燧取火”之类的。由于中国地域的广阔性，这些上古英雄故事在其流传过程中往往都汇集了很多地域性、部族性的英雄故事才最终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传说形态，因此，越是久远的流传广泛的传说越是具有集体性，它们更多是一个时代、一个阶段的象征。与此相对，像松潘地区所流传的地域性英雄传说则往往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在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下，它们一方面常常带上主流传说的影响与改造，另一方面则顽强地展现这本土的历史，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流传于松潘地区同黄龙真人有关的英雄传说讲述的是一个氐羌首领帮助大禹治水的故事：
         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县境内大屯村的一个氐羌首领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助禹治水，疏通九河，降九妖十八怪，急难时化为“黄龙”为大禹负舟。当洪水平息、大功告成之日，他不愿意享受封爵，归隐于牟尼沟二道海。后来跨白鹿到藏龙山修炼。后人为纪念这位无名的治水功臣，在黄龙沟为他建庙，并根据他化身“黄龙”的事迹而称为“黄龙真人”，庙宇便称为黄龙寺。
        今大屯村，位于松潘县城和川主寺镇之间的岷江沿岸，由此溯江而上37.1公里（直线距离）便是岷江发源地弓杠岭。古代羌人的迁徙路径之一是顺岷江而下的，因此，关于这位氐羌首领的传说很有可能是相当古老的。在有关这位首领“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助禹治水，疏通九河，降九妖十八怪，急难时化为‘黄龙’为大禹负舟”的言说中，分明可以读到两种传说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读出广泛流传的大禹治水传说对于氐羌首领原本传说的遮蔽与更改，以及富于地方性的氐羌首领的传说力求展现自身的顽强抗争。关于氐羌首领传说的原本已经无从查考，从这一段描述来看，他和其他的民间英雄人物一样，既有着强大的力量，又有着为民牺牲的精神，他曾经做出的功绩肯定和“大禹治水”一样都是极有益于当地民众的。而且，很有可能他的功绩正好就是“治水”，于是在传说的流传与融合中成为了大禹的副手。

        在这个故事里，氐羌首领最后以归隐、修炼、成仙结局，这些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的言说应当是后来道教化或者神仙信仰化的结果，在原本的故事中应当只是具有类似的意思，而并没有这样的“术语”，它所言说的实际上是民间对于自己的英雄人物的结局所共有的良好愿望与真挚情谊。

        需要注意的是，这份真挚而美好的情意是同两个地名——牟尼沟和黄龙沟——联系在一起的。黄龙沟是一处风景奇绝享有“人间瑶池”美誉的地方，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王母的瑶池不过是这个人间瑶池的仿制品。牟尼沟也同样是一处风景奇绝之地。牟尼沟位于松潘县城西南11公里处,沟谷内覆盖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国最大的台阶式钙华瀑布——扎嘎大瀑布（约104米高）便在这森林中肆意流淌，犹如雪白的哈达，奇绝飘逸而又气势磅礴。二道海则位于牟尼沟北段，犹如一串湖泊连缀而成的珍珠项链，有见花不见水、满湖布满或雪白或金黄或靛蓝的珠玉般细碎花朵的花海（百花湖），有无枝无叶的草茎密密匝匝布满一池水域的草海，此外还分布着天鹅湖、人参湖、珍珠海以及犀牛鼻等景观，徜徉其间，仿佛步入悠远而神秘的远古时代。

        如此神奇的仙境自然是神人、仙人的居所，将氐羌首领的结局安排在这里，也就意味着他是被民众等同于神人、仙人来看待的，人们希望他能够永生存在的愿望正寄托其间，民众对于他的感激、怀念与崇拜也依托这绝美神奇的风光得到尽情阐释。用牟尼沟特别是黄龙沟来实现这一愿望，同时也意味着牟尼沟特别是黄龙沟在当地民众心目中极其崇高的地位，这种将像黄龙沟、牟尼沟这样美绝寰宇的地方作为英雄人物归宿的“圣地”来崇拜的观念，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浓厚乡土性的“仙境”观念，这种观念同道教“洞天福地”的设想之间有着天然的一致性，后来道教化的观念或者神仙信仰之所以能够在黄龙沟的宗教形态博弈中取得主导地位，应当说正是与此密切相关的。

        此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氐羌首领是先“归隐于牟尼沟二道海”，后来才“跨白鹿到藏龙山修炼”。这一先一后的变迁与其说是民众对这两处地方有轻重不同的看待，不如说是这两处地方被发现的先后顺序在传说中的显示。这样的顺序要在一个传说故事里被保留下来，关于牟尼沟的归隐传说显然应当有一个相当久远的历史传承，因而，我们可以猜测，也许，关于氐羌首领的那些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传说故事才是如今这一传说的最早的形态。从地理位置上看，牟尼沟就在岷江之侧，它的发现，较之深藏在崇山峻岭之间、雪山冰峰之下的黄龙沟，要容易得多了。当远古氐羌先民沿着岷江向下游迁徙而移居到此地的时候，他们肯定就已经发现并沉醉于牟尼沟的绝美风景了，而氐羌首领的故事应最初，他是民间口头流传的英雄人物，智慧而神武，是氐羌先民在这片土地上与自然作生存抗争的英雄与典范。在其死后，人们为了怀念他，便在心灵的祭台上呈上世间最美的风景来作为他的祭品，于是人们纷纷传说他归隐在绮丽的牟尼沟中。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黄龙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大禹的故事也携带着整个中原文明的恢弘气势蔓延而来，氐羌首领的故事便在这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重新被叙述，大禹治水成为了整个故事的背景，首领的归宿也从牟尼沟向黄龙沟转移，并最终层叠到关于“黄龙真人”的崇拜中。

        （节选自汪志斌博士论文《松潘黄龙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