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黄龙真人神格形象的融合生成”，就是前文所说的树干部分的生成。对此，朱越利先生曾提出过一个三阶段的梳理：
        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黄龙真人从古到今的演变顺序：10余里长的乳黄色的碳酸钙山谷和溪流受到崇拜，被抽象为山神或水神，这是第一阶段。将它与艺术化的动物神——龙联想在一起，想象为黄龙加以崇拜，这是第二阶段。用道教神仙故事将黄龙人格神化，命名为黄龙真人，这是第三阶段。

        这一三阶段概括有相当的合理性，有起点、终点和中间的转换过渡，就事物“生成”而言，这种三阶段模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其失误在于考虑过于狭隘，局限于黄龙沟的自然景观而不能从整个松潘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的历史文化格局去把握黄龙沟的宗教现象，因而，虽然意识到了黄龙沟宗教文化对于“宗教学”研究的价值，却仅仅停留于这一粗略层面，未能从“中国宗教”的层面，从“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的层面，认识到黄龙沟以及黄龙真人的典型性。这或许是有关黄龙寺的关注未能继续的根由。这种失误反映在黄龙真人的融合生成中，三个阶段在具体内容上的缺陷就显现出来了，除了个别具体认识上的失误，最为突出的就是简单化了，忽略了松潘当地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在“黄龙真人”生成中的作用，也把社会历史因素如“英雄崇拜”排除在“黄龙真人”的渊源之外。因而，朱越利先生的三阶段的变迁梳理具有明显的简单线性取向。

        综合前面所探讨的内容，黄龙真人神格形象的融合生成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黄龙真人”的萌芽阶段，是松潘地区各民族崇拜形态在“雪宝顶-黄龙沟”这一空间场域聚合的阶段。这里面，既有自然崇拜如“神山-山神”崇拜，也有充满传奇传说与神话故事的英雄崇拜，各民族的生活与历史在这里交流互渗。此阶段，“共存”是基本特征。在这些多样化的宗教形态中，“神山-山神”崇拜既是围绕“雪宝顶-黄龙沟”宗教聚会的引发点，也因为这种崇拜活动在对象、目的上的共通性而成为整个聚会交流的基础，这样一个以“雪宝顶”崇拜为共同取向的多民族共处区域开始形成。
        第二阶段可称之为“黄龙崇拜”阶段，也是一个各民族多样化的宗教形态之间自然博弈的阶段。其缘由在于不同民族生产与生活的发展状况的不同，原来作为共同取向的“神山-山神”崇拜基础开始出现异变，如汉民族的山神崇拜逐渐让位于更具有广泛适应性而又专职化的龙神崇拜之类，于是，同处一地的多民族宗教形态在共处的基础上进入寻求新的交往基础与平台的阶段。其结果，“龙神崇拜”或者“龙”崇拜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各种宗教文化逐渐以“龙”或者“黄龙”为核心而层叠、渗透、融合。这一变化的发生，首先取决于“龙神崇拜”同“山神崇拜”在宗教功能上的共通性，其次则是“龙”在各民族中受到的广泛崇拜。这也意味着由此形成的“龙神崇拜”必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具有多民族文化融合一体的特征。这个阶段的存在时间难以断言，但可以肯定一点，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丁玉平定松潘使汉民族在黄龙地区的主导地位稳定下来，对“黄龙崇拜”的形成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阶段就是“黄龙真人”神格形象的生成，即“黄龙”或者“龙神”的道教化。这种“道教化”可能是正统道教主持下的，也可能是在民间道教的观念中完成的；可能受到明代中期《封神演义》中作为正面形象的“黄龙真人”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在松潘当地独自形成的。有关这一阶段的资料相当匮乏，唯一清楚的是人们公认马朝觐为黄龙寺的修建者，而尽管这一事件存在诸多疑点，但却成为后来黄龙沟宗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叙述点，或者回忆坐标，黄龙寺、黄龙真人、黄龙庙会都被认为由此开始。这种叙述观念显然具有浓厚的民间实用性取向，但同时也意味着，马朝觐修建黄龙寺乃是黄龙沟的一件重大事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界限，它标志着“黄龙真人”神格形象的融合生成。

        不论怎样，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样三个阶段的理解，必须看作是多元并立、涵容互渗的历史演变过程，“龙”的形象的突显以及“黄龙真人”主体神格的形成则是这种多元互渗与融合的博弈结果，并同时又成为更进一步文化会聚的基本平台或者承载体。也就是说，这里所梳理的“黄龙真人”的形象生成是就其主干或核心而言的，犹如树木的分枝并不是在树干的顶端，在这一神格形象的生成过程中，从“龙神崇拜”这一共同核心生成开始，大禹文化、《封神演义》、各民族传统习俗、民间教门以及现代旅游等等文化形态都逐渐并正在层积到此后的“黄龙”或“黄龙真人”形象中，从而形成今天松潘黄龙寺受到各民族祭拜的多元层叠的“黄龙真人”。

        （节选自汪志斌博士论文《松潘黄龙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研究》）